汉语里的隐性性别歧视 作者：David Moser
汉语里的隐性性别歧视
作者：David Moser （莫大伟）
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学院
译者：李琪（Maggie Li）——苏州大学
译于2017年10月31日
导语
西方语言学家对于英语语言当中性别歧视现象各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继罗宾拉考夫（Robin Lakoff，1975），米勒凯西以及凯特斯威夫特（Miller Casey，Kate Swift，1977）等人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之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识别并且归类诸如词汇，语法，语篇，甚至是语调等语言特性中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关于英语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历史概述可参见巴伦(Baron)1986年的论文。其余近期的研究包含斯坦利(Stanley)的论文1977a，1997b；斯宾德(Spender)，1980；格兰多(Granddol)以及斯旺(Swann)，1989；埃金斯巴布拉(Barbara Eakins)以及吉音埃金斯(Gene Eakins)，1978；弗朗辛(Francine)以及安申(Anshen)，1983；希尔(Hill)，1986；索雷尔斯(Sorrels)，1983等。）近来学者们将注意力也转移到了中文当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上，并且在汉字，词汇，成语，谚语当中都发现了极为相似的性别歧视现象。（详见施玉惠，1984；王川，1986；伍铁平，1991；刘丹青，1991；荣格－帕兰德里(Jung-Palandri)，1991；陈顺馨，1995；莫大伟及陈顺馨，1995，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里斯（Farris，1988）对于汉语中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其成果对于本篇论文的写作也有着很大影响。
与其它文明一样，中国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社会习俗历史由来已久，相关证据在汉语语言中更是俯拾皆是。该领域的研究通常将体现文化传统中性别歧视现象的汉语特性进行指认以及分类，例如，有性别歧视的成语，指代妻子的侮辱性词汇，对女性的贬义称呼，以及为数众多的包含“女”字旁的贬义汉字。以上元素通常很容易辨别，并且是最早期语言学变革的关注的方面之一。（例如，中国共产党为了提升女性地位，消除封建主义残余，不时会以官方名义出面阻止用贬义的表达指代女性和妻子。）该类研究的成果已经颇为丰硕，但是在汉语的语法当中，仍然渗透着某些通常不易察觉的性别歧视元素。本文想要进一步揭示这些现象，因为正是在语言学用法的潜藏模式中，这些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假设以及概念的存在感才最强烈。
显性以及隐性的语言学类别
为了强调并研究这些隐蔽的性别歧视用法，在此处最好引用沃夫（Whorf，1956）对于显性以及隐性语言学类别做出的区分。显性类别（沃夫也称之为“显型”）是指在语言中明确标明的那类；而隐性类别（又称“隐型”）则是那些在语法或者词汇中没有明确表现，但在句法以及多样化的用法模式中得以显现的一类。法里斯（Farris，1988）或许是第一位提出汉语中存在隐性性别歧视的语言学家，并指出该语言暗中将女性的地位降低到一种“贬义语意场”中。这个概念在汉语和英语性别歧视研究中的各个方面都经常出现，后面我们将更加具体地来分析。
在英语中，复数形式（体现为加“-s”,“-es”或者原音变化）就属于显性类别，还有过去式，但其表现形式因动词类型而异。不及物动词则属于隐性类别（例如go，gleam，sleep，arrive，appear等），这些动词从表面上来看并无法与诸如cook，kill，find或是see这样的及物动词区分开，直到将其带入被动句结构中，并且意识到它们无法互相替换时（及物动词可以有如下结构“It was cooked”, “It was killed”，“It was found”, “It was seen”等，而不及物动词则不能像下面这样使用*“It was goed”, *“It was gleamed”，*“It was slept”，*“It was appeared”等）。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表面或者动词的语法标记上来看并不明显；只有通过基于上下文的动词用法（及物动词后面跟宾语，不及物动词则不跟），两者之间的差异才会显现。隐性类别还有另一个例子——在不同程度上包含“遮盖”，“围绕”，或者“表面附带”等含义的及物动词可以通过添加前缀“-un”的方式，使其成为反义词。于是就有了以下一系列词汇：uncover，uncoil，undress，unfasten，unlock，untangle，untie，unfold；但是却不存在unthink, unmake, unjump, unmelt, unthrow等等。
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有许多指代性别以及含义的语言学分类都遵循性别歧视的模式，语言使用者不一定能够明显感知到这些现象，但是它们的强化作用却不容忽视——它们毫无痕迹地与站主导地位的观点契合，因而被纳入“常识”之列。在语言学上，此种结构仅仅被归为“正确”或者“标准”。某个特定的词语或习语，一旦被界定为带有歧视色彩，就很容易被孤立并进一步清除到常用语言之外；但是巧妙杂糅在用语模式中的性别歧视则不易发现，要想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则难度更大。下文提及的例子并非本身都是隐性类别，但都是嵌入在语言基础结构中的某种性别歧视现象，同时涉及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范畴。
性别二分体的不对称性
拉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以及其他语言学家都注意到了英语当中（也许大部分语言都是如此）相反搭配的二分体似乎都将第一个构成部分归类为语意场中的褒义，而第二个部分为贬义。这个模式的体现形式非常多样：褒贬，主次，先后，因果等等。具体例子有：good and bad，active and passive，more or less，up and down，joys and sorrows，light and dark，front and back，large and small，tall and short，love and hate，right and wrong，Heaven and Hell，等等 。[1]同样的情况在汉语中也存在：好坏，是非，是否，对错，上下，前后，大小，多少，老少，高低，长短，宽窄，远近，爱恨，荣辱，喜哀，等等。这种相反搭配的排序模式在大部分语言中都能找到，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习俗，而很有可能反应了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二分体的第一个部分通常都是具有概括性的统称，或是首要的类别术语。例如，在二分体tall-short中的tall，在衡量高度时作为统称来使用，也就是说，当有人说“How tall is Jane?”的时候，并不是已经默认Jane很高；这个只是一个有关身高的中性问题。但假如有人问“How short is Jane?”则表明提问者默认Jane较矮。同样的，在“How old is Jane?”，“How fast is her car?”，“How heavy is her suitcase?”等问句中，二分体里担任第一个部分的词均被用来指代中性的量化。
这样的用法模式与汉语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老张有多高？”只是在问询老张的身高，而“老张有多矮？”则默认老张较矮。其他的定量统称例如“多远”，“多长”等也是一样的道理。用来指代抽象可分级属性的复合词中，使用的也是二分体中的第一个部分：例如“长度”，“宽度”，“高度”等等。另一个遵循“积极－消极”顺序的例子非常明显且常见，也许都不值得单独提出来——标准问题模式：动词＋不＋动词？例如，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人们的范畴逻辑自然地便会将积极的事物放在优先位置，而将消极的、修正的、或者是特殊的例子放在次要位置 。[2]
考虑到在中西方文化中性别歧视的存在都由来已久，那么有关性别的二分语体中出现这样的不对称性也就不难想象了。英语中的例子有：man and woman，he and she，boys and girls，brothers and sisters，husband and wife，sons and daughters，male and female，guys and dolls，Mr. and Mrs.等。称呼夫妇或是情侣关系中男性与女性的名字时也会遵循这个顺序：Jack and Jill，Romeo and Juliet，Hansel and Gretel，Anthony and Cleopatra，Samson and Delilah，Sonny and Cher，Roy Rogers and Dale Evans，Ike and Tina Turner，Burns and Allen等等 。[3]由这些例子中如出一辙的“男性－女性”顺序可以看出，总体而言男性被视为占主导地位，具有规范性，并且同时奠定了女性的附属角色。
在汉语中类似的例子也非常多，“男性－女性”的顺序甚至更加不容置疑，由以下几个例子可见一斑：男女，夫妻，夫妇，父母 ，[4]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儿女，子女，乾坤（男－女，天堂－地狱），龙凤等 。[5]当然，汉语中也偶尔存在特例，比如阴阳，但是这种特例（有时也同样是性别歧视的体现）[6] 极其少见。自然，在中国历史与文学史上著名的恋人或夫妇也都是按照男性－女性的顺序呈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和林黛玉，许仙和白素贞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性别非对称模式很难被逻辑化为“自然”排序（上文提到的某些其他二分体属于自然排序）。女性占据的是二分体中的次要或是消极语意空间位置，这一点的背后并没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支撑；相反的，它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在语言学惯例当中的体现。鉴于在大部分的社会体系中女性这个概念一直都被放置于次要，非典型，甚至是“非常规”的地位，于是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则“自然而然”地将其在二分体中置于次位，遵循了up-down，以及good-bad中体现出来的认知模式 。[7]这样的状态之所以不引人注意地长期存在着，是因为它与未戳穿的“常识”是保持一致的，该常识在人们（包含男性和女性）儿童时期的语言习得过程中就被吸收和接受了。也许，在一个假想的不存在性别歧视的世界里，这样与性别相关的二分体会以随机的顺序排列，或者即使存在习惯性的顺序，也不会展示任何认为男性优于女性的倾向。与所有语言一样，英文中有一系列顺序相对固定的词汇搭配；我们会说knives and forks，dogs and cats（除了在形容雨大的时候），pens and pencils，meat and potatoes，tables and chairs，fruits and vegetables等等，但很显然这些顺序都只是随机形成的。
男性－女性的习惯性顺序也进一步延伸到了许多涉及性别的短语和成语当中，诸如郎才女貌，夫唱妇随等等。甚至有一种近现代小说风格被称作“才子佳人小说”（才华横溢的年轻男性与貌美如花的女性），再次强化了这种性别顺序。
因此所有配对组合中的女性元素共同组成了一类隐性的，被嫌厌，被忽略以及边缘化的事物。我们下面将会进一步展示，这种现象会在汉语语法的使用模式中非常频繁地出现。
“人”字的不对称性别默认
研究英语中性别歧视的所有文献几乎都会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man”作为后缀构成诸如“businessman”，“congressman”，“chairman”，“mailman”等词的现象，以及将“man”用来指代“人类”或者“一个人”的用法，例子包含“Man is a tool-using animal”，“manned spacecraft”，“one-man show”，“manpower”等 。[8]一些熟悉汉语的西方学者评论说，这种英语词汇中非常普遍的男性默认设置在汉语中不会出现，因为汉语复合词中会使用中性的“人”字。例如，英语中性别指向明显的词“businessman”在汉语中是“商人”；“Englishman”是英国人等。例如“Humans are tool-using animals”这样的句子则对应为“人是用工具的一种动物”。这种观点假定“人”这个字没有性别指向，因此与英语中的“person”或“human”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相对等的。但是接下来的例子可以表明，其实在很多场合“人”这个字都带有一种很明显的男性特征，并且只有在一系列特定的上下文中才能明显体现。
在下面的例句中，“人”似乎确实不会引起具体的性别联想：
这房子住三个人。
等一会儿再打，公用电话有一个人正在用。
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提及的未知姓名的人并不会成为该语篇中的主要角色，所以确实属于中性。但是，在许多语言学情境中，听话者需要为语境中占有重要地位角色在脑海里形成一个形象节点，这时“人”的用法就有些不同了。这样的例子通常见于轶事，故事以及笑话的开头。比如在开始讲笑话时，说话者或者写作者通常会用下面的说明性短句进行介绍：
有一个人，很有钱⋯⋯
乍看之下，当中“人”的用法和之前的两个句子相同；原则上来说，这个“人”可以任意指代男性或者女性。但是没有任何句子是存在于这样的真空状态中的。结合中文语篇中的倾向与规律（潜意识感知），就会发现这样的句子其实带有强烈的男性默认设置，原因很简单，当被谈论的角色是女性时，通常会在起初就用带有性别色彩的短语进行描述：“有一个老太太⋯⋯”，“有一个姑娘⋯⋯”，“有一个美女⋯⋯”等。“人”这个字的默认男性设定，只有在与其他具有明显性别标记的词汇进行功能对比时，才会显现出来。笑话中的主人公除非特别说明，否则就默认为是男性 。[9]当惯常的性别假定被打破时，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会有些奇怪或是令人困惑。我们可以截取几个笑话和故事的开头为例，进一步观察性别假定被偷换之后会发生什么。以下是从汉语笑话书中选取的典型开头：
有一个人，老婆死了。
有一个人，胡子很长。
这些例子中的“人”很显然是男性。如果“人”真的是中性的性别指代词，那么在相似的情境下用来指代女性时应该效果也是一样的。然而，请注意下面的例子：
有一个人，丈夫死了。
有一个人，身材很苗条。
大部分的母语为汉语的人都会对这些句子产生一些奇怪的感知，似乎缺少了一部分关键的信息——也就是，新出现在语境中的人物的性别。由于一开始并没有特指“女性”，于是该人物便被假定为男性，但当句子的第二部分提供更多细节揭示其女性身份时，读者便略微感觉自己被“耍”了。
如果我们尝试用“人”替换掉性别色彩更强的表达，其不对称性或非中性则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下面两句都是从汉语笑话书中直接截取的：
例句一：
有一个老头儿，天天让他老婆做牛肉面⋯⋯
例句二：
有一位小姐在海滩晒太阳，穿着三点式游泳衣⋯⋯
假如我们用号称不带性别色彩的“人”来代替句中的“老头儿”和“小姐”，会发生什么呢？
例句一a：
有一个人，天天让他老婆做牛肉面⋯⋯
例句二a：
有一个人在海滩晒太阳，穿着三点式游泳衣⋯⋯
由于“人”这个字强烈的男性设置，在例句一a中“老头儿”替换成“人”所丢失的信息只是该（男性）角色的年龄，因此即时效果较为微弱；听话者不会感受到性别混淆。但是在例句二a中，“小姐”替换成“人”则产生了奇怪迷惑的效果；关于句中主语性别微妙的潜意识默认被打破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诸如“一位小姐”，“一个女的”等具体的指代则显得更加自然。
因此“人”这个字在使用当中并非假定的那样没有性别偏向；语言心理学上来说，它的言外之意强烈指向男性。随着这个字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使用模式趋于固定，在日常会话中“人”所内涵的男性形象逐渐成为规范，而“女人”则需要特殊标明 。[10]
当然，也有一些复合词中的“人”暗示的是女性，比如“美人”，“佳人”，“丽人”，“内人”，“媒人”[11] 等，但很明显这些都是特例，用来指代传统的或者带有偏见色彩的女性特质及角色。大部分其他的合成词都一致遵循了“默认男性设置” ：要人，圣人，才人，伟人，发明人等词都没有任何特殊标记，但是在日常使用中则大部分认定为男性。当然，这是因为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以上提及的“要人”等一系列概念从数据上来说更经常由男性承担，因此这些未标记的词汇很容易带上男性色彩。下面我们会就此进一步展开，但意识到下面这点很重要：诸如“圣人”，“才人”等词汇通常都会有带有女性标记的对应词——“圣女”以及“才女”，而这些标记对应词的存在强化了未标记词汇的男性内涵；如同英语中的“comedienne（女喜剧演员）”和“heroine（女英雄）”强化了“comedian（喜剧演员）”和“hero（英雄）”包涵的男性特质一样。并且这些阳性词汇的复数形式可以包涵两种性别，但是阴性词汇的复数则限制于指代女性；一个“历史英雄（historic heroes）”名单中可能会包含圣女贞德(Joan of Arc)，但是一个“历史女英雄”名单上则永远不会列出保罗瑞维尔(Paul Revere)的名字。
代词用法中的不对称性
“人”这个字带有的男性特质自然地体现在中文的男性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中：他——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其具有男性默认特质：
当一个人鼓起勇气就会走向他所希望去的地方。
这个句子中的问题性质与英文传统中使用“he”在普适语境下做指代相同。这里的“他”是特指了男性，还是真的是中性呢？和英语一样，通常人们对此的反应是这里的代词“他”意图是中性的，并不将女性排除在外。但这个解释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近年来，有许多心理语言学研究都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
（1） 当所指是女性时，“他”的用法是存在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证明“he/他”并非没有性别偏向最好的证据就是，当所指很显然是女性时，会产生可笑的画面反差感。比如句子“Everyone in New York State is entitled to an abortion if he wants it（Hill & Mannheim，1992，388页），还有“Menstrual pain accounts for an enormous loss of manpower hours”（Martyna，1983，31页）。中文当中的例子同样语义古怪。但凡有能力的中国作家是不会写出下面这个句子的：“当一个人生孩子的时候，他⋯⋯” 这表明，除非情境要求被指代者为女性，那么默认形象就是男性。
（2） “She/她”会在被指代者更有可能是女性的情况下被使用。一项以心理学教科书为对象的调查（美国心理学会，1975）发现，大学教科书中假设的教授，医生，心理学家通常是以“he”来指代，而代词“she”则在先行指示词是假设的护士，教师，以及图书管理员时更加常见。据我了解，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研究结果指证中文用法中也有类似现象，但是就我对中文的印象而言，在需要中性指示代词的情境下，由于文中职业更有可能由女性承担，通常还是会使用代词“她”。“幼儿园老师工作很辛苦，而且她们的工资很低。”这再一次表明，若是男性指示代词真的不具有性别偏向，为什么写作者会觉得有必要用“她”来指代传统观念中由女性承担的职业呢？
（3） 实验表明，读者倾向于将通称的男性指示代词认证为男性，而非中性。学者麦凯（MacKay，1980）做了一个实验，来测试“he”的中性用法所引起的性别意象联想。十名加州洛杉矶大学的学生（五名女性，五名男性）分别收到了两个使用“he”来指代中性先行词（人，作家等）的段落，阅读完毕之后，他们回答了三个多项选择题，其中一个间接地评估了他们对“he”的词性及其先行词的理解。针对从教科书中截取的涉及“新手作家”的段落，关于代词“he”的问题是：“文中的新手作家是（a）男性；（b）女性；（c）男性或者女性。”只有20%的实验参与者在每个情境下都选择了（c）；80%的参与者在63%的测试中具有对男性形象的偏向，他们会选择（a）而不是（c）男性或者。女性参与者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一样高，而没有一个人时因为选择了（b）错误的。玛蒂娜（Martyna，1978a，1978b）提供了更多关于中性代词“he”的男性倾向的证据，她通过研究发现，女性使用“he”作为默认代词的频率比男性低，通常情况下她们会更偏向于用“they”和“he or she”来代替。虽然仅仅从针对英文的心理语言学证据来推断中文背后的心理学现象有欠妥帖，但基本可以确定，中文里的“他”在语义场上所引发的是“男性”的形象，而不仅仅是“中性的人”。
许多中文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使用与英文作家同样的策略，也就是在指代的性别不明时使用“他或她”、“他/她”（he or she，he/she）。当然，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这个解决方案凸显出了二分体中的男性主导排序；“自然的”男性-女性排序助长了性别歧视中将男性视为优等的现象，若是调换顺序（改为she or he，她或他），则让人觉得极不正常，甚至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正确色彩。唯一另外的方案，就是在书籍或者文章中随机地调换顺序，但许多人觉得这同样令人分心，甚至恼人。
当然，这个问题在中文口语中并不存在，因为拼音“ta”就代表了所有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发音；至于男性-女性-中性/无生命的区分是后来在书写系统中才体现出来的。似乎词汇中对于性别信息的处理能够为语言相对论提供一些心理语言学的启发。在中文的连续语境中可以长时间提及一个不在现场的人，而听话者却不一定需要为描述形成的心理表征配上性别，从说英语的人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翻译团队中工作，队里有一位早前离开了团队的物理学女教授，有几位后来的成员从未与她打过照面。由于我们需要修订她翻译的文本，她的名字在几周内频繁地被大家提及。项目进展到比较深入处时，其中一位成员突然问道，“这位王教授是男还是女？”我的同事在未知性别的前提下，竟然设法在脑中构建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智力形象；而“该教授的性别”在说英语者眼中（看上去应该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信息。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所有包含性别区分代词（以及性别特征明显的名字）的语言中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我在中文的语境中已经遇到无数次了 。[12]
追溯“她”字的起源，便能够理清性别歧视的默认设置是如何一步一步塑造现在的中文代词系统的。在五四运动之前，第三人称单数只有一个书写形式，就是无性别倾向的“他”。后来，受到其他外国语言影响，以及翻译的需要，五四运动代表人物诸如鲁迅，周作人等开始建议创造一个或多个新的字，在写作中用来代表男性和女性的第三人称单数。凌远征（1989）在论文中指出，第一个提倡使用“她”作为女性指代，而使用已经存在的“他”作为男性指代的是诗人及语言学家刘半农（1891-1934）。有意思的是，虽然刘的倡议引发了关于是否有必要引进任何新字的讨论，但当时并没有人指出要创造一个专门用来指代男性第三人称单数的字，因此“他”就遗留为带有性别色彩的“中性”代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确实有几位作家为了性别平等，提出了以“男”为偏旁的“ ”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诗人刘大白（1880-1932）甚至在自己的写作中使用过一段时间这个字，但是最终没有和“她”字一样传播广泛。凌远征（1989）给出的“ ”字普及失败的原因如下：
因为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原本无性的分别，由于客观的需要创造了阴性和中性的她字和它字，因此阳性也就再无必要表示了。既无必须，却又便要造新字，自然变成了赘疣 。[13]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在研究汉语代词系统问题的不对称“解决方案”起源时，竟然盲目地默认且延续了导致该局面的性别歧视观念，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此漏洞百出的逻辑论断竟然像这样直白不加批判地呈现出来，显然其在当时人们的潜意识中地位坚固，这一现象不禁让人震惊叹惋。凌远征（1989）能够在上一句说完汉字“他”是无性别之后，进一步大胆宣称有“客观需求”要创造女性以及中性的汉字，这一点足以证明男性沙文主义对一个人产生的智力压制 。[14]此处注意，他似乎也忽略了一点——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中性，而是包含了所有性别——男性或者女性，而“它”才是真正的无性别，被用作指代无生命的事物。
“ ”字的普及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又一次证明了女性在语言学上被降低到了一个特殊的等级。如果当时这个反性别歧视的方案成功被采纳，现代汉语的书写系统中则会呈现如下这个性别平等的对称代词系统：
他 → |人
男也 → | 男人
她 →| 女人
而实际上的代词系统由于“她”的引入演变为：
他↗|男人
|人 /他们
她 →|女人
“人”字具有双重功能，泛指人性，还有特指男性。剩下的女性则被迫自立为一个语言学类别，隔绝于人类的总类别之外——换句话说，女性属于“非主流”。
有趣的是，甚至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也成为了这一现象的牺牲品。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开始使用一个相对较新的字来指代第二人称—带有女字旁的“妳”，该字是先前中性汉字“你”的对立体。因此，同样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也延伸到了这个例子中。“你”字现在可以用来指代男性，或者性别不明的事物（或在复数形式“你们”中同时指代男性和女性），而“妳”则只能指代女性。
这种引入新字以区分男性和女性代词的行为，使得将无生命的或者概念性的事物拟人化成为可能。在英语中，用具有性别色彩的代词指代船只，汽车，或者国家非常普遍；在引入了带有性别的代词之后，中文作家也能够为任何事物赋予性别了，例子如下：
《中國之春》是大陸留學生創辦的刊物。創刊九年來，她已成為⋯⋯
如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 中国一直以来都视某些无生命或者抽象的事物为具有特定性别（比如，中国共产党被比拟为具有养育特性的母亲）；引入新字无疑会促进更多随意的拟人化行为。
“女”字旁中的隐性性别歧视
已经有无数学者指出，数量众多的包含女字旁的汉字都具有轻蔑，贬义，令人反感的内涵（例如，姦（奸）字是一个由三个女组成的象形文字，意思是“奸邪，不忠”；不正当的性关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更加重要的一点，包含女字旁的汉字非常多（1989年版的《辞海》中一共收录了275个），但“男字旁”竟然是不存在的！（在诸如“甥”，“嬲”，“舅”等汉字中，“男”字划定了该字的男性语义场，却决计不能算作是偏旁。）但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那样，某种程度上来说男字旁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因为许多汉字和概念的默认设置就是“男性”；表面上具有性别包含性的“人字旁（亻）”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代的是男性，对应的是用“女字旁”来指代女性。总体而言，“人”就是“男性”，因此女性才需要特殊的语言标识。
要想评估中文读者对于偏旁中所蕴含的心理语言学显著性，难度较大。有些研究表明，当汉字被作为偏旁使用时，会失去原本的语义场内容。（例如，参加实验者有时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呈现给他们的多组汉字是具有相同偏旁的。详情参见1991年侯赛因(Hoosain)的实验，p83-84。）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汉字的记忆，书写以及理解，偏旁所起的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差异巨大。例如，三点水旁在“酒”，“油”，“渔”等汉字中的作用非常明显，但在“法”或“汉”这样的字中毫无疑问该偏旁的语义场实际上已经处于“僵死”状态。
同样的可变性较大的心理学显性特征也存在与带有女字旁的汉字中。许多汉字与女性的社会地位，生理机能，以及典型特质明显相关；例如，妻，妇，妈，姐，妓，嫁，嫉，奸，婉，娇，娴，妗等。有一部分女字旁的汉字包含的女性内涵则较为细微，隐约可见 [15]：妙，嫌，娱，嬗等。还有另一部分汉字则完全不会在使用者的脑海中勾起任何与女性相关的意向：如，始，要，姚等。重要的是，并不是每个汉字都要引起读者的心理语言学联想，才能够证明语言中性别歧视假定的存在以及强化。真正使我们忧虑的，是该因素在人一辈子的有意识及潜意识的语言使用当中不断累积，无处不在的影响。
称呼当中的不对称现象
尽管汉语中的称呼系统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比英语更加复杂，也多有不同，但有趣的是具有性别歧视色彩的不对称称呼在两种语言中却惊人的相似。英语中对于女性的已婚—未婚的区分，在中文中也是一样（Miss的中文对应就是“小姐”，Mrs. 则是太太），而只有一个词（Mr.,先生）被用来指代已婚以及未婚男性。除此以外，正如传统英语中指代夫妇时会用丈夫的名字（Mr. and Mrs. Jack Smith）一样，中文报纸中也一度使用 “方励之夫妇” 这样的表达 。[16]
学者伍铁平（1991）注意到令人尊敬的权威角色例如“师傅”和“国父”基本上都是授予给男性的，因此“师母”和“国母”等看上去对应的词语其实仅仅是用于礼貌地称呼以上角色的妻子；用来独立平等地称呼其对等女性角色的词汇并不存在 。[17]相比之下，尽管现在许多人都用性别指代明显的“老板娘”一词来称呼经济权利地位与“老板”齐平的女性角色，人们还是容易将其与经济不独立的老板的妻子相混淆；用来独立指代女性老板的词也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干脆用一直以来指代男性的词来称呼女性（即老板），希望这个词最终会变成中性（如同“百万富翁”中的“翁”字已经失去了“年老者”的含义一样）。但是，与“他”字的情形相同，上述用法会将男性默认为“规范”或是“通常”成员，而女性又一次被打上“非男性”的标签；少数成功进入男性占主导的职业领域的女性，却发现自己无法在语言学领域获得完全独立以及规范的语义场地位。这通常会导致在日常会话中，为了避免语境中的主语被误认为是男性，上述词汇在使用时会加上“女”，“女的”等前缀。在下一部分我们会就此展开更多讨论。
“先生”这个词除了作为标准的男性称呼之外，也曾在学术界被用来礼貌称呼受人敬仰，颇有建树的教师（当然这种老师通常是男性！）我惊讶地发现，直至今日，人们仍然在书籍题词或者信件中这样尊敬地称呼女性教授。将“先生”一词运用在女性学者身上具有双重含义；她不仅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斐然成就，更证明了自己能够与男性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竞争。这样的称呼方式不仅将女性的性别中性化了，更是把她归类为了男性为中心领域里的“特别情况”。
伍铁平等学者（1995）指出，暗示男性之间亲密友谊的短语——“哥儿们儿”，也没有对应的女性表达。因此，许多男性都会用这个性别色彩分明的词来称呼自己亲近的女性朋友，也有许多女性在自己的同性朋友圈当中使用这个词。兴起的另一个方法是创造出与男性对应词结构平行的——“姐们儿”。但是不论哪种情况，女性的地位都被边缘化了；不是借用语源学上有着（并且仍然具有）男性内涵的词汇，就是根据男性词汇结构照葫芦画瓢创造出一个“对等词”。不论如何，这个女性词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都仅仅是对男性定义类别的模仿而已 。[18]
汉语中称呼的所有形式已经远远超出本篇文章能够涵盖的内容。但是只要进行系统的调查，一定会发现同样的基础结构；几乎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语言学上受到的地位是男性标准的指小化版本，一种模仿，包含新手出来乍到（英文为Johnny-come-lately，我是否应该造一个Janey-come-lately的女性版本呢？）的意味。
词汇中的不对称性别标识
如上文所说，许多研究英语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人们在提及身处传统男性行业中的女性时，通常会在标准职业词汇前加上“woman”或者“female”的前缀。例如，当卡车司机为女性时，人们就会用woman truck driver/ female truck driver来指代。法里斯（Farris，1989）指出，这个现象在汉语中也存在，例如女医生相对于医生。但当提及的司机，医生，作者，警察，学者，总统等是男性时，则不需加男性标识 。[19]遵循同样的逻辑，“女强人”这个词的来源也不难推断。如果谈及的“强人”是男性，则没必要指出性别，这自不必说。而女性成为“强人”则是一个特例，一个在男性占主导的话语场中的罕见注脚。除此以外，文学词汇“主人公”应该同时包含男性和女性；而“女主人公”这个词的存在着实没有必要，只是为了强化女性的特殊以及次等地位。
另外，我用来写作这篇论文的文字处理器软件所内置的汉字输入库，也能够为这种不对称现象提供几个好的例证。这个软件包含的功能之一就是当用户输入一个特定汉字时，输入栏会自动跳出一列以该字开头的词汇或者短语。当我输入“男”字时，就自动跳出一系列词语如男人，男子等。这个清单很短，只有九个条目。但当我输入“女”字时，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长清单，包含女工，女兵，女神，女强人，女青年，女皇，女同志等等。
当然，这个功能并不是我的文字处理软件独有的；任何的汉语词典都包含了大量类似具有女性标识的词汇。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带有前缀“女”的词汇会被规定单独成词。毕竟，“男”和“女”都可以作为词缀与任何职业和角色结合。要是“女工”被视为是独立的词条，为什么“男工”不是呢？如果可以将“女同志”作为特殊词条列出来，为什么对称词汇“男同志”却没有？英文词典中并不会收录“lady lawyer”或者“female doctor”这样的词条，这些通常被归为两个不同单词组成的复合词。为什么汉语词典要这么做呢？
一部分原因可能与汉语中复合词内部连系的紧密程度有关。因为汉语与英文中词缀的运作原则是不同的，而汉语中又不存在类似字母语言所具有的规范正字法相对应的词汇边界，因此汉语中词汇本身的心理语言学内涵便较为模糊 。[20]包含前缀“女”的复合词，诸如“女神”，“女皇”，“女医生”等，在心理语言学上是被视作两个词构成的短语，等同于英文中的“female god”，“female doctor”，“female emperor”？还是等同于连系更加紧密的语块“goddess”，“empress”还是（暂且造出一个对应的单词）“doctoress”？不同的复合词是否根据词频高低，“词性”等级也不同？
这个问题的性质与英文中“man”的问题结构非常相似，后者与其他单词连结的紧密度因情况差异较大，其构成的合成词有chairman，postman，ice cream man，straight man，middleman，omsbudman，Superman，he-man，Peking Man，Sand Man，businessman，marksman，bogeyman，salesman，repairman，best man，madman，taxman等。由这些例子可见，在英文中词汇的概念也较为模糊，至于这些词汇是由一个单词，还是两个或更多构成，我们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字法规范以及语义学因素 。[21]
无论如何，添加前缀“女”的需求通常是一种对现实世界中不同行业性别比例的数据反映，在不同的文化中情况也迥异。例如，数据显示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中出租车司机大部分都是男性，而护士则大多是女性，若是我们的心理假设没有反应这些现象，才该称为奇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俄罗斯的女性医生的比例要高于男性，那么很自然的，该国公民对于这个职业就不会有很强的男性联想。当然，在任何文化当中，100%具有男性或者女性默认设置的词汇少之又少；我们只是基于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而产生某种默认的倾向。英语中诸如“teacher（教师）”，“rock-and-roll guitarist（摇滚乐队吉他手）”，“hairdresser”（理发师），“mayor（市长）”，“scientist（科学家）”，“serial killer（连环杀手）”，“nurse（护士）”，“welder（电焊工）”等都带有微妙的性别联想“光环”，其在中文中对应的词也一样。尽管这些词并不包含明显的性别标识，表面上似乎与性别歧视毫无关联，可事实上，性别歧视渗透在这个世界的运行当中，能够察觉到的性别不对称现象更是在各个领域都比比皆是。虽然有时认知上的默认能够将人带上歧途，其实它们只是人类大脑试图在将世界的复杂性削减到自己能够掌控的程度 。[22]
因此，和“人”字一样，许多词汇都携带者隐性的男性联想。这在人们理解特定句子时会产生潜意识的影响。大脑会试图赋予性别意象给即使是中性的词汇。下面这个例句是从一本中文笑话书上摘录的（我稍有改动）：
一位学者在新婚燕尔之际，仍然手不释卷读书。丈夫忿忿埋怨道⋯
大部分人在读到“丈夫”这个词时都会略吃一惊；“学者是男性”这个心理默认突然要进行修改。（当然，是我把主角的性别给改变了。）即使不存在性别标识，我们也将句中提及的人假设为了男性；否则这个句子开头便会使用“一位女学者”这样的表达。大多数时候，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这些心理预期都不会被打破，我们的默认也就自然不会被注意到，甚至是隐形的。只有当我们遇到非典型情况时，才会意识到有许多信息都不存在于句子中，而是我们自己的默认假设。
这些假设都是基于上下文的；大脑会根据所给信息从数据角度考虑性别可能性。例如，在小学的语境中“老师”一词更有可能唤起女性的意象，而在大学语境中则由于其主导性会唤起男性意象。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概率性的默认是一种自然且有用的认知功能。在处理每一个情境，理解每一个听到的句子时，我们都有必要运用自己基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来做出假设。由于性别在各行各业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我们的默认联想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性别不对称。就此而言，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关于性别歧视的语言变革讨论是无法脱离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而单独进行的。当社会进化时，语言也会自然地跟着进化。
另一个与社会角色里的性别不对称相关的语言学现象，体现在“家庭主妇”，“妓女，“处女”，以及上文提及的“国父”等词汇当中。此处体现的性别不对称并非是他们的性别联想本身，而是在于它们不存在相对应的词汇，用于指代另一性别担任该角色的情况。例如，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传统上留在家里照料家务的一方都是妻子。因此，英文中的“housewife”和中文中的“家庭主妇”都没有对应的“househusband”或者“家庭主夫” 。[23]从历史角度来看，一直是女性通过性服务换取经济报酬，因此才有“妓女”这个词。尽管以男性为主体的对应现象的出现似乎要求“妓男”或者“男妓”等词的存在，但它们从来没有得到普及。“处女”一词体现了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在性道德方面的不同要求。社会要求女性在结婚之前未曾有过性经历，而对于男性则不加约束；因此对称的表达“处男”在语言当中一直没有兴起。最后再给一个例子，幼儿园里的老师几乎清一色的是女性，通常被称作“阿姨”。伍铁平（1991）引用了光明日报上的一个有趣例子，报道说逐渐有男性开始从事这个职业，而有们并不会像预想中那样用对应的“叔叔”来称呼他们，而是叫他们“胡子阿姨” ！
“嫁”和“娶”中的不对称现象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即使当指代两种性别的对称词汇都存在时，其用法在句法上的不同也能够反映出性别歧视的观念。例如，“娶”和“嫁”初看之下似乎是对称动词，但是它们的用法模式则反映出很大的不同 。[24]刘丹青（1991）系统地研究了这两个字的句法行为，并且展现了它们的用法中是如何体现传统的性别歧视观念以及中国文化中关于婚姻的概念的。在用法的背景下，“嫁”这个动词与“给”，“掉”，“出去”的概念相关，而“娶”则会引起一系列暗含“获得”，“收获”等意象的语义场。例如：
春花嫁给了小李。
春花又漂亮又有钱，为什么总嫁不掉（出去）？
小张把春花娶了。
春花被小张娶了为妻。
刘丹青指出，“娶”和“嫁”之间的语法对立关系与“获得”和“给予”，“动因/施事”和“客体/受事”相似。因此在语义以及功能上“娶”和诸如“取”，“得”，“获”，“买”，“赢”等概念是对等的。男性永远是“为了”他而进行的动作“娶”的接收方。另一方面，“嫁”则与“送”，“卖”，“输”等动词类别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女性永远是动作的客体——一个无论是从语言学还是文化角度来说，都是被动的，相对无力的元素。这些模式中体现的隐性类别都能够非常好地证明，在语言本身的语法中所直接反应出来的社会不平等性。
结论
以上提及的所有英文以及汉语中的现象，都暗中将女性的地位降低到次等或是特殊位置。借用语言学家茱莉亚史丹利（Julia Stanley，1977b）的术语来说，女性在话语场中占据的是“消极语义空间”。史丹利认为，由此宣扬的观点就是以男性在宇宙中心被定义为“自我”，而女性则被降级为“其他”。这种性别导向在所有涉及语言的文化领域都有无数隐性和显性的例证。
当然，对于孩子来说，语言和文化之间是不存在分割线的；孩子在学习母语的同时也吸收了语言中所根植的文化观念，而此时他们还没有能力认识到以及中肯地分析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默认设置和偏见。米勒以及斯威夫特（Miller & Swift，1977）分析道，经过历史积累，英语语言中充满了男性为中心的论调，因此女生在学习英语时必然会经历心理学疏离的过程：
即使女孩能够理解自己也是“man”这个词中包含的一部分，她还是必须在心理上跨越很多从她的经验判断只用来指代男性的那些词语。当有人告诉她，“我们都是兄弟”，“兄弟关系里包含了姐妹”，“父亲们的意志就是母亲的意志”，她真的会相信吗？她又会如何内化这些概念呢？（33页）
到了成年时，语言中所根植的性别假设在流畅的日常运用中就变得自然而不自觉了。文化假设和语言学结构之间结合异常紧密，因此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语言当中含蓄的性别信息——更不要说质疑或是挑战这一点了。
也正因如此，中文里根深蒂固的性别信息才会如此隐蔽。露西（Lucy，1992）分析了沃夫的显性隐性类别区别论的心理语言学重要性：
沃夫的主要理论是，语言使用者对于词汇含义能够有所思考，而对于模式化的语法含义却浑然不知，真正对一个词汇有主导作用的其实是后者。比起隐性类别及其型状，显性类别更容易被语言使用者的批判性意识所识别。简而言之，语言的某些方面相比较而言更容易被人类的意识觉知所探测到。这些言论表明，在特定情形下，语言使用者能够也确实会反思自己的所使用的语言学类别，而这些思考则会因为类别之间的意识差距而有所歪曲⋯⋯这表明，在思考某些语言学形式以及含义时需要注意差别显著性。这个特点也许可以称作差别直觉意识。（37-38页）
由此可以得出的关于性别歧视方面的启示是，人们必须更加关注其在语言当中编码以及表达的不同方法。希尔及曼海姆（Hill & Mannheim，1992）在一篇分析英文代词系统中不对称性现象的论文中，这样谈及语言学系统功能：
分类系统创造了一种特定的文化霸权——男性和女性都必须不容置疑地接受：男性是规范并且不需要专门标识界定的一类人⋯⋯这个霸权结构在语言使用者的潜意识以下被复制模仿，而要想对其进行质疑，则必须要在意识之上自觉地进行。（389-390页）
诚然，真正的希望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对于被普遍接受的说话，思考以及分类方式进行有意识的质疑。正如意识到某些惯例及社会习俗带有性别歧视色彩已经帮助一步步消除了其在语言当中的残留影响一样，明确意识到语言学本身存在的深层性别歧视观念，能够总体唤醒语言使用者们对于文化中先前隐蔽的歧视模式的认知。我感到跨文化对比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尤其具有助益，因为对比能够揭示只在一个语言学系统中不够明显的领域。我希望包含本文在内的研究能够鼓励更多的学者在自己的不同语言学领域内，进一步做出贡献。此外，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文化科技交流的日益密切，国际学者们完全可以开始共同协作应对这些议题。考虑到两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都具有针对女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协力合作分析这些问题，以期获得解决方案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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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然，这样的“好－坏”顺序也偶有例外，比如“black and white”，“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等，但是这些短语通常是为了语音的悦耳性，或是达到特殊的戏剧效果。某些二分体比其他更加灵活些。
[2] 当然，在中文中也偶有例外，例如“黑白”，并且巧合地与英文中的“black and white”结构相同，但这些特例却反证了规则的存在。
[3] 我能想到的唯一特例就是“Bonnie and Clyde”，这样排序也许是为了提高发音的音乐性，也有可能是为了强调鲜见的女性银行抢匪。
[4] 法里斯（1989）指出，在英文中“mother and father”尚且可以接受，而在汉语里“母父”不但违反了标准，听起来更是非常奇怪。
[5] 甚至是我现在用来写这篇文章的文字软件处理器都遵循的是这个惯例。当我输入拼音“ta”时，出现在窗口的前三个字按顺序是“他”，“它”和“她”。当然了，这个顺序是根据它们的实际使用频率确定的，不妨注意一下，女性代词的使用频率竟然比无生命的代词“它”还要低！
[6] 这在英语中也存在，例如，标准语对“Ladies and Gentlemen”调换了男性－女性顺序，大概是为了体现骑士精神（Ladies first!）。
[7] 也有性别以及中性排序同时存在的情况：“男女老少”，“兄弟姐妹”等。正如对于老少等级关系的默认一样，男女的等级排序也由此被强化。
[8] 对于界定这种用法为性别歧视的说法，一个常见的反驳是在这些例子中“man”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语意场上的含义，因此在心理学上不带有任何男性意象。有研究证明，即使在这样的中性语境中，“man”也具有男性联想的光环。两位来自德雷克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瑟夫施耐德以及莎莉海克（Joseph Schneider & Sally Hacker，1973）进行了一场包含300位大学生的实验。实验参与者被要求从杂志和报纸中挑选出不同的图片，来作为一本社会学教科书里不同章节的插图。一般学生收到的章节题目为“Social Man”，“Industrial Man”，“ Political Man等，而另一半收到的标题则是“Society”，“ People in Industry”，“ Political Behavior”等。实验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标题中带有“man”的一组绝大部分都选择了带有男性从事该活动的图片，而另一组则选择了更多的包含女性的图片。
[9] 对于界定这种用法为性别歧视的说法，一个常见的反驳是在这些例子中“man”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语意场上的含义，因此在心理学上不带有任何男性意象。有研究证明，即使在这样的中性语境中，“man”也具有男性联想的光环。两位来自德雷克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瑟夫施耐德以及莎莉海克（Joseph Schneider & Sally Hacker，1973）进行了一场包含300位大学生的实验。实验参与者被要求从杂志和报纸中挑选出不同的图片，来作为一本社会学教科书里不同章节的插图。一般学生收到的章节题目为“Social Man”，“Industrial Man”，“ Political Man等，而另一半收到的标题则是“Society”，“ People in Industry”，“ Political Behavior”等。实验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标题中带有“man”的一组绝大部分都选择了带有男性从事该活动的图片，而另一组则选择了更多的包含女性的图片。
[10] 法里斯（1988）同时指出，成语中的“人”也经常带有强烈的男性默认，例如“人杰地灵”，以及用来形容淫荡女性的“人尽可夫”。
[11] 请注意，“媒”字中的女子旁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词语的默认女性联想。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语境中，即使是在性别明显或者具体说明了的情况下，“性别”仍然不属于该词语的特性，而是后期融入进行背景知识的补充。因此我们经常听到学习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国人——即使是那些说得非常流利并且在美国生活过多年的人——犯这样基础的代词错误：“ You should meet my wife, he⋯ I mean she⋯”，而母语是欧洲系语言的人则很少犯这样的错误。母语为中文的人就是无法习惯将一个人的性别融入到代词本身当中去。
[13] 本论文原为英文翻译段落，此处恢复凌远征原文。
[14] 本论文原为英文翻译段落，此处恢复凌远征原文。
[15] 这种由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的逻辑错误其实随处可见。我有一次在一本大学法语书中看见这样一个“信誓旦旦”的结论，“与法语不同，英语中的名词都没有阴性形式”；这样一来，在没有语法性别的语言当中，所有的名词都被默认为是阳性的了！
[16] 在此我谈论的是现代汉语使用者潜意识所被汉字所唤醒的性别意象，而非女字旁在该汉字中存在的历史原因。
[17] 但是，汉语在这方面其实有些平等主义的体现，因为将女性作为夫妇当中的主导元素是可能的（但是不常见）。没有美国报纸会用“Mr. and Mrs. Elizabeth Taylor” 来指代伊丽莎白泰勒和她最新的默默无闻的丈夫，但中国报纸却偶尔用 “巩俐夫妇” 来指代著名中国女演员巩俐和她的丈夫。不过，这种用法导致的性别不对称效果并不难感觉到；其称呼的排序 “夫妇” 仍然符合上文讨论过的性别歧视型二分体。将女性转换为二分体的中心，例：巩俐妇夫，基本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表达中仍然残留有妻子是丈夫的附属的含义。
[18] 相似的，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85）指出，诸如“喜剧之王”这样的非正式名号在运用到男性喜剧演员身上时，表明他的表演超越其他所有同行，不论男女；而针对女性的“戏剧女王”则仅仅说明她是女性演员当中最出色的。
[19] 这种情况不禁使人联想到“guys”这个词用做称呼的情况，原本这个词是在男性群体中用来传达同志情谊的非正式语体，现在被延伸为可以运用在混合性别或者只包含女性的群体中。“You guys”这个短语被姐妹会成员用来相互称呼，以及足球队教练用来给团队训话的概率是一样的。当以单数形式存在而不是称呼时，“guy”这个单词仍然只代表男性。
[20] 假设男性承担了通畅由女性从事的职业——比如护士，秘书等，那么也会相应的用标志后的短语“male nurse”，“male secretary”来表明。然而，由于女性主导的职业角色目前为止较少，这种镜像式的男性性别标志更是少之又少。
[21] 侯赛因（Hoosain，1992）通过分割文本中汉字字符串为独立词汇的实验，测试了中国人对于汉字字符边界的了解程度。实验发现，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汉语语言使用者，对于词语和汉字组合之间区别的元语言学意识都非常微弱。
[22] 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85）提出，要想判断“man”这个词作为词缀的联系有多紧密，可以从发音中看出；联系紧密的例子发音为中性元音（ ），而不紧密则为短元音（ ），由此也可以看出该词语能从多大程度上唤起听者脑海中的男性意象。
[23] 在我看来，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85）对于性别默认现象里认知特征的研究，是同类研究当中最引人深思也最有意思的。
[24] 这与美国报纸中常见的一个短语相关：female-headed households。现实中没有人会将这个短语归类为性别歧视，但是显然它背后的假设是——任何父母健在的家庭都默认由男性来主导。并不存在对称的短语“male-headed households”用来指代单亲父亲和孩子构成的家庭；假设存在，也只会被解读为标准的“核心家庭”，与父亲缺席的家庭形成对比。
